2006年8～11月，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与乡村治理”课题组对山东、浙江、陕西三省包括专业经济协会和合作社在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了典型个案调查和对区域内普通社（会）员、村干部、合作组织带头人、乡镇干部和县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共计回收962份，山东省377份，占39.2%，陕西省325份，占33.8%，浙江省260份，占27%。此次调研力图寻求中央政策和农民需求的有效对接，从“农民”视角了解广大农民对专业合作组织的认识和需求。
　　一、本次调研的主要发现
　　（一）在农民中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是否有必要
　　山东省回答合作“非常必要”的占89.7%，分别比陕西省和浙江省高2.6和9.3个百分点。回答合作“无所谓”和“没必要”的仅占8.4，分别比陕西和浙江低2个和10个百分点。从中可见我省大部分农户都了解成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这一方面说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确实给农户带来了效益，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省注重对农民的合作理论知识的培训和普及。见表1。
　　（二）所在社区农民合作组织的主要形式
　　与其它两省相比，我省农民的销售合作组织比浙江低20个百分点，比陕西高26个百分点，而农具、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合作，三省所占比例大致相同，在72%～74%之间。见表2。根据国际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世界范围内纯生产领域的合作社大多失败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产品销售方面的合作则比较容易成功的经验教训，我省今后应着力发展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产品销售方面的合作组织。至于资金互助类的合作组织，由于当前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资金互助合作应是今后合作组织探索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一类型的合作比联合购买销售的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制度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必须强化这类合作组织的财务制度、监督制度、民主制度。总体上说，对资金合作组织应慎重对待。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服务
　　从合作组织提供的服务看，山东省合作组织提供服务的项目最多，平均每个合作组织提供服务的项目达2.7个，分别比陕西和浙江省多0.5个和0.6个。三省合作组织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方面，例如，“提供实用科技知识”和“提供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均处于第一位和第二位，64～86%以上的合作组织提供了这方面的服务。但是详细比较，山东省合作组织提供的这两项服务分别比浙江省低8个和10个百分点，与陕西省相比差别不大。与其它两省相比，我省合作组织在帮助担保银行小额贷款以及提供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较为突出。在“提供担保银行小额贷款”方面，分别比浙江和陕西两省高28和11个百分点；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我省分别比浙江和陕西高出25个和13个百分点；在“提供农村道路和基础设施”方面，我省分别比浙江和陕西高出21和16个百分点。见表3。总体来说，合作组织在提供经济服务方面浙江省的优势最突出，而在提供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其它两省的合作组织则难望我省合作组织之项背。
　　（四）合作组织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
　　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影响看，我省参加农民合作组织的农户每户每年增加收入1922.7元，浙江省为3198.7元，陕西省为1304.2元。我省增收在201～500元的比例较高，占26.8%。浙江省增收1101～1500元的比例最高，占12.3%。见表4。尽管我省农户参加合作组织后增收的绝对值不是最高的，但是农户的满意度却是最高的，有82%以上的人认为参加合作组织对增加收入比较明显，分别比浙江和陕西高出5个和15个百分点，见表5。
　　（五）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在合作组织面临的困难中，山东省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合作组织内部缺乏人才（占58.6%）、农民对合作有误解和疑虑（44.8%）、真正理解合作社并热心合作事业的带头不多（39.8%）。陕西省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合作社运行机制不健全（49.5%）、农民对合作有误解和疑虑（43.1%）、合作社内部人才缺乏（40%）。浙江省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真正理解合作社并热心合作事业的带头人不多（52.7%）、合作组织内部缺乏人才（49.6%）、合作社运行机制不健全（45%）。合作组织内部人才缺乏虽然是三省普遍面临的困难，但是调查显示，我省在这方面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引起有部门的关注。见表6。
　　（六）合作组织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从合作组织发挥作用的原因看，三省中居第一位的均是合作组织领头人的示范带头作用，但浙江省的比例达到74.3%，远远高于我省的53.7%。居第二位是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措施的引导，浙江省的比例达48.6%，高于我省达17个百分点。居第三位的是合作组织的规章制度健全合理，三省之间差别不大，介于15%和21%之间。在今后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中，我省应着力宣传、重视和发挥合作组织带头人的示范作用，起到引领示范的效应。见表7。
　　（七）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山东和陕西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很大”，分别占73.2%和61.5%，而浙江省的受访者则有一半多的人认为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一般”。见表8。
　　对于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发挥了哪些作用，三省中居于前二位的都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培养了农民的团体合作精神”，有一半以上的人认同这两点。三省比较，山东省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上较其它两省突出，居于第4位，高出陕西和浙江将近4个和15个百分点。陕西省合作组织在“增强村务管理的透明公开”上较突出，位于第4位，分别高出山东和浙江6.8和10个百分点。浙江省的合作组织在“化解农村的矛盾冲突”上较为突出，居第3位，分别高出山东和陕西8个和13个百分点。见表9。对于“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能否取代村委会的职能”的回答，山东和浙江两省有55%的人认为合作组织可以在农村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对村委会起到补充作用。
　　（八）政府部门对农民合作组织应进行哪些方面的支持和管理
　　三省中居于第一位的都是“提供有关合作方面的指导和培训”，山东省占82%，与浙江省的比例（86.2%）大致相同，比陕西省高11个百分点；居于第四位的都是“给合作组织领导人提供进一步的政治空间”，山东省有3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此项，分别高出陕西和浙江19个和11个百分点。但与其它两省相比，我省选择“加强是对合作组织内部制度的监督和管理”的居于第二位，占57%以上，分别高于浙江和陕西2个和9个百分点。其它两省居于第二位的是“提供政策如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
　　二、政策建议
　　下一步我省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继续发挥好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应着重强化其经济功能。
　　（一）重点发展经济实体型的专业合作社
　　 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常常首先是达到一定生产水平、经营规模、具有较高专业化程度和商品率的专业大农户的联合，然后形成专业化的大农户与专业化的小农户的联合，形成经济实体型的专业合作社。如浙江温岭市绿牧草鸡产销专业合作社规定，年销售30万只鸡以上规模的或年饲养量5万只鸡以上规模的才能入社。我省农民大多还是兼业化小农，不仅耕种着土地，种植着各种粮食作物，而且绝大部分家里还搞着养殖业，养些猪、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这种兼业化经营的特点，导致我省的农民合作组织往往采取综合服务的形式，有资金互助服务，有以图书借阅、专家技术人员讲座等形式的信息服务，还有各种植、养殖小组的内部技术互助（如统一防疫）和农资统一购销服务等等，相对而言，社员或会员的经济联系还是比较松散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农民经纪人还是一些专业技术协会，如果业务仅是限于牵线搭桥、联系买卖、提取手续费，那很难把业务做大做强。如要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占领市场份额，则要打出品牌，制订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而这就是一家一户（即使是专业大户）或仅起中介作用的专业技术协会无法做到的，必须由经济实体型的专业合作社来承担。今后我省应把发展的重点用于发展经济实体型的专业合作社上来。
　　（二）注重制度和组织的创新，设计好游戏规则
　　浙江省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相对来说要比我省的设计精巧。该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组织架构，一方面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协调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贡献与收益的关系、大股东社员与小股东社员的关系。例如，浙江临海市涌泉柑橘产业合作社最新的章程是2004年4月1日修改通过的，“合作社分为12个社员小组，由12个发起社员各带一个社员小组，每组设股份50股，股金3万元，平均承担合作社的柑橘交售量，全社共计股金总额36万元；社员132人，分属12个小组，每个社员都要购买股份，每人最少入股股金不得少于600元。最高不得超过本社股金总额的20%，其橘园面积必须在5亩以上；社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10股设置一个表决权，即可一人多票，也可多人一票（推选代表投票），但单个社员的表决权数不得超过总表决权数的20%；合作社的盈余在提取有形、无形资产服务费15%、公积金25%、公益金5%之后的余额部分按股分红到小组”。再如，浙江三门县旗海海产品专业合作社的章程是2004年3月11日修改通过的，“社员股金份额的设置：按其海产品生产规模和经营、管理、科技效能来确定入股份额。每股5000元，每个社员要持有一股，也可持有若干股，但单个社员（含法人）持有股金不得超过本社股金总额的20%；生产规模不足一股或不愿认缴一股的可联合若干养户形成规模或联合足股后入社，但其中每户的最少入股额不得少于200元。联合股的成员享有社员资格（联合股社员）”。“社员表决权的设置：按每股设一个表决权，但单个社员的表决权数不得超过总表决权数的20%”。社员产品交售结算办法是：“合作社按各社员的生产规模（股额比例）下达社员产品交售额，社员超交不限，但必须是本社员自己的产品。——低于应交产品的部分要交纳4%的合作社积累金；如是因当时市场价格特高而销售给他人的，要按该社员产品不足交部分加倍交纳合作社的积累金。三级及以下产品不计交售额”。
　　从以上两个合作社的两段章程中可以看出，第一，资本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节制。第二，资本要与贡献挂钩，虽然是按股分红，但股额比例与产品交售额挂钩，入股多必须做的贡献多。第三，按产品规模设股金，按股份多少设表决权，使专业大户掌握决策控制权。
　　在浙江，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也日益完善。如临海市上盘西兰花产业合作社除了设置理事会、监事会外，还设有科技部、市场部、加工部和党群组织。
　　在今后我省合作社的发展中，必须注重制度和组织的创新，设计好游戏规则，来协调各类资源的配置。
　　（三）政策导向应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向着合作制导向演变
　　当前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时一些地方对合作组织质的规定性问题，认识还较模糊。合作社一次性买断成员的产品，成员不承担二次销售的风险，不享受二次销售的收益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合作社的生命力在于能否满足社员的需求，它不应是投资者所有的企业，而是由使用服务的人所拥有的企业。社员作为所有者的身份和合作社服务的使用者身份二者的统一是合作社与其他类型企业的重要区别。政府制定的政策要有利于加强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专业户在合作社中进而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在合作社中的利益（所有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当然，随着合作组织的发展，有些可能会演变为投资者导向的企业，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政府的政策导向要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向合作制导向演变。政府的政策要使人清楚，合作社具有什么样的产权结构、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如有的地区有关部门提出合作社要具备5个条件，“合作社对这些条件可以自主选择，政府并不勉强，但政府政策扶持的对象必须符合这些条件”，这样做就可避免“合作社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四）推行普惠性的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专项资金应主要用于合作组织的培训
　　已有学者研究了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上市4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财务资料，发现政府财政对这些龙头企业的资助并没有带来这些企业的迅速发展，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支持与龙头企业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具体说，在政府的财政资助中，销售税金优惠的效果比较明显，但这种优惠属于“非专项补贴”，在行业中所有企业都可以享受到；而专项补贴（所得税率）的效果并不好。对合作组织的扶持也应考虑这个问题，应对所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合作社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让它们处于平等的发展起点上；专项资金应主要用于普及合作社知识、财务、法律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合作社干部的能力建设，而不是给少数合作社吃偏饭，垒大户。
　　（五）加强教育与培训，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力建设
　　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对其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教育培训则是深化认识的重要手段之一。要加强合作组织的教育研究和培训工作。一是要加强基础研究性教育。在一些大学设立合作社院系，资助一些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开展专题研究活动，为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二是培养基层社区合作社领袖。将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教育和培训纳入到职业技术教育规划与成人教育之中，专门开展针对合作组织成员的短期培训。三是动用参与性项目手段去推广有关合作组织的知识。向农民展示不同类型的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和成果，通过培植典型组织观摩，总结推广经验，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扶持一批农民合作组织，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四是指导和帮助农民合作组织制订发展规划，发展壮大组织规模。五是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契约精神，全面激活农民自身的自主、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健康运行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执笔人：侯小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