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以来，猪肉价格暴涨刺激着全国上下的敏感神经，国家有关部门应声而动，或出面安抚市场情绪，或出台措施平抑猪价。同时，各地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市场供应。涨价风潮背后有着怎样的行业内幕，生猪产销与政府宏观调控方面有哪些问题值得检讨，本报今日起将陆续推出肉价上涨与生猪产业反思系列评论，请读者垂青。

　　　　

　　生猪管理体制现已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关口。这一体制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席卷全国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让人们反思生猪防疫体制，加强生猪疫情的管理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

　　肇始于1994年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生猪管理的先河，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即实行定点屠宰，在生猪屠宰环节进行检验检疫，而生产和销售则放开。相比于完全没有管理的生猪市场，这一政策确实大大减少了生猪领域的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然而，从吃肉安全出发的政策却忽视了生猪管理是个系统工程，定点屠宰政策把食品安全的重负放在屠宰环节。而且，配套的改革则更把这一本来惠民的定点政策推向深渊。定点屠宰点建立起来后，各市县纷纷成立自己的食品公司，各镇纷纷相应成立食品分公司，屠宰点与食品公司一个机构两个牌子。本来属于进行生猪检疫和屠宰服务的定点屠宰场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商业机构，而食品公司则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垄断企业——因为所有的生猪都必须卖给它，这世界上别无二家。

　　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更是五花八门，笔者在采访过程中也接触过许多真实的故事。如不少地区的屠宰场专门养了一支生猪执法队，执法队的经费向养猪户收取，而干的事情却是以查禁私宰为名，进行地区封锁，强收购批差，不承认临近行政区域已检疫的猪肉，不允许当地民众到临近行政区域买肉。其次，定点屠宰并没有从根本上制止病、死猪流入市场。因为行政授权的垄断，垄断的食品公司和猪肉检疫部门实际上成为一家人，猪肉检疫部门依赖食品公司的收入而得到好处，因此垄断集团内部便出现“只许官州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形，农民不能卖病、死猪肉，但有屠宰点的人却可以偷偷卖。再者，不从生产源头做好防疫工作，生猪疫情永远无法预防。因为屠宰场地只管进屠宰场的猪是否发病，而不管猪圈里的猪是否发病，只有到了今年突然发现许多猪去年已经病死了，没有猪可被运到屠宰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从1994年实行定点屠宰开始的这场改革本质上是授予生猪屠宰企业(各地食品公司、分公司)特权，让他们以食品安全的名义进行垄断，挟“检疫”而令诸侯，生猪的检疫成了食品公司所专有的私家武器。

　　目前，生猪价格暴涨，食品公司作为“进去是活猪，出来是猪肉”的最重要中间环节，成了最大的赢家。尽管他们在呼吁加强生猪管理，然而他们不可能从养猪户的利益出发呼吁放开管理，让食品公司与检疫部门脱钩，让民间可以申办屠宰点的政策；相反，他们呼吁的“加强管理”，不过是为了据此获得更大的行政垄断特权。

　　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有专家早就呼吁，如果不放开涉农产业的垄断，不开放流通领域的利润让合作社分享，那么合作社必将死亡。现在，不少地方的养猪大户纷纷注册成立生猪合作社，然而这些新生的合作社社员却只能在生产方面合作，虽然他们养殖的生猪规模早已甚至超过许多定点屠宰场的日屠宰量，但他们仍然不能分享到生猪变猪肉环节的利润，不能开办屠宰场，他们还必须依附于垄断的食品公司。

　　打破食品公司在屠宰环节的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生猪屠宰环节，让防疫部门独立出来进行公正、客观的检疫，这是生猪管理改革的必由之路。